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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铁牛

古代黄河上的著名渡口——蒲津渡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古蒲州城西门外黄河东岸,历史上著名的蒲津桥和唐开元铁牛也位于此处。后因黄河东移,开元铁牛等没入水中,悄然消失。20世纪40年代,河水沿蒲州西城墙外流过,据当地老人回忆,枯水季节,下水还可摸到铁牛牛角,行船还有被牛角挂伤船底的情况。50年代后,三门峡库区蓄洪,河床淤积,再加上河水西移,到了六七十年代铁牛已被深埋于黄河水面下2米有余的河滩里了。

1988年,永济县博物馆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经过一年多的查访勘探,于次年8月发现并出土了唐开元铁牛、铁人,引起各界人士关注。

20世纪40年代,河水沿蒲州西城墙外流过,枯水季节,下水还可摸到铁牛牛角,行船还有被牛角挂伤船底的情况。

50年代后,三门峡库区蓄洪,河床淤积,再加上河水西移,到了六七十年代铁牛已被深埋于黄河水面下2米有余的河滩里了。

1988年,永济县博物馆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经过一年多的查访勘探,于次年8月发现并出土了唐开元铁牛、铁人,引起各界人士关注。

1989年 8月在蒲津渡遗址上经勘查发掘,处于黄河古道东岸的四尊铁牛全部出土。距蒲州城西墙51米,距西城门 110米。

1998年8月由永济市博物馆在蒲津渡遗址上发掘出的。出土铁牛有四尊、铁人四个、两座铁山、一组七星铁柱和三个土石夯堆。黄河铁牛的出土,是建国以来我国首次发现黄河古渡口遗址,四尊铁牛也是我国发现的重量最重(每尊45t~72t)、历史最久、工艺水平最高的珍贵文物,在国内外极为罕见。

开元铁牛是蒲津渡遗址最突出的文物,位于蒲州古城西门外,黄河东岸。

铁牛头西尾东,面河横向两排。伏卧,两眼圆睁,呈负重状,形象逼真。牛尾后均有横铁轴一根,长2.33米,用于拴连桥索。牛侧均有一铁铸高鼻深目胡人作牵引状,现已露出地面部分高1.5米,肩宽0.6米。四牛四人形态各异,大小基本相同,据测算,铁牛各重约30吨左右,下有底盘和铁柱,各重约40吨,两排之间有铁山。

牛造形生动,前腿作蹬状,后腿作蹲伏状,矫角、昂首,牛体矫健强壮,尾施铁轴,以系浮桥。腹下有山,其下有6根直径0.4米,长约3.6米的铁柱斜前连接,每根铁柱分别有反向出伸铁足各一,功能同地锚。在铁牛的上下部位均有铸范缝痕迹,可观察浇铸、范块痕迹,分析出铸造的工艺技术。 

黄河蒲津渡遗址的发现展现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、黄河治理、冶金铸造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科技成就,为历史地理、水文地质、黄河变迁、环境考古以及黄河治理等方面提供了珍贵资料。

山西省文物局考古研究专家说,铁质文物的保护至今依然是一道世界性难题,再加上实际施工中遇到的困难远远超出事先预计:用什么样的工具提升,如何做铁牛底架,采取何种办法使其在不受任何损伤的情况下安全着陆,如何防锈除锈等,一直困扰着专家。 

巨型铁牛除了起固定索桥作用外,还有多种作用。《易经》说;“牛象坤,坤为土,土胜水”。古人云: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。铸铁牛置于河岸,对肆意泛滥的黄河水是一种震慑,象征着拦挡洪水、征服水患,造福于人民。古人讲究阴阳相对,在铸造铁牛的同时,也铸造了四个铁人、七星铁柱。七星柱则代表天(仿天上北斗七星布局),这样天、地全有(铁牛为土,亦即地),囊括宇宙。其实,七星铁柱不过是拴船的桩子,与铁牛融为一体充作舟桥索桩而已。伫立铁牛旁的铁人,也和铁牛一样扮演着索桩的角色。著名桥梁专家唐寰澄先生称赞铁牛、铁人说;“这是一个具体的工程建设,有实际功能的艺术珍品,是技术和艺术有机结合的典型,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桥梁、冶金、雕塑事业的贡献,是世界桥梁史上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。”

黄河铁牛是世界桥梁史上的传世之宝,被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论断 为:“浮桥地锚中,以浦津桥铁牛锚最为著名”的黄河铁牛位于永济市西15公里的蒲州城遗址西门外黄河东岸,位于爱情圣地普救寺和历史文化名楼鹳雀楼之间。四尊铁牛气势磅礴,威武雄健,每尊铁牛旁都有一个牵牛铁人,造型精美,栩栩如生,分别代表着四个不同的民族。据史料称,这四尊庞大铁牛都是用来栓铁索之用,铁索又连舟组成黄河上最早、最长、最大的黄河大浮桥,是沟通山西、陕西、河南三省的重要纽带。尽管四尊大铁牛固守的地方虽已远离河道,但他们都是唐代国力强盛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历史见证。 

蒲津渡历史

蒲津渡是一处具有丰富遗存的大型遗址,

蒲津渡是古代黄河的一大渡口,位于永济市古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东岸。蒲津渡自古以来就是秦晋之交通要冲,历史上有很多朝代在这儿修造过浮桥。据《春秋左传》记载,昭公元年,秦公子咸奔晋,造舟于河。《初学记》:“公子咸造舟处在蒲板夏阳津,今蒲津浮桥是也。”《史记·秦本纪》又载:“秦昭襄王五十年(前 257年),初作河桥。”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谓:“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,渡河至蒲州,今蒲津桥也。”以后东魏齐献武王高欢、西魏丞相宇文泰、隋文帝都在这儿建造过浮桥。唐初,河东为京畿,蒲州是长安与河东联系的枢纽。开元六年( 718),蒲州被置为中都,与西京长安、东都洛阳齐名。开元十三年(725),为了加强对唐王朝的大后方河东地区及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,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说主其事,改木桩为铁牛,易笮索为铁链,疏其船间,倾国力对蒲津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。《通典》、《唐会要》、《蒲州府志》均记载此事。有宋一代,蒲律渡仍是黄河的重要渡口之一。金元之际,浮桥始毁于战火,只剩下两岸的铁牛。后来因三门峡水库蓄洪而使河床淤积,河水西移,铁牛被埋入河滩。

今蒲津渡遗址,西距黄河堤岸2.8公里,隔河遥望陕西省朝邑县,东距古蒲州城西墙约六米,南距古蒲州城西门(即蒲津门)近百米。1988年、1991年对蒲津渡进行了全面的调查、勘探和科学发掘。根据发掘结果,唐蒲津渡遗址最深处距今地表 6.5米。在靠当时河岸有一道曲拱梯形石堤,堤基下有密密成排竖钉的柏木桩,垒砌石条间贯注有铁锭,又以米浆白灰泥粘合缝隙, 十分牢固。这道石堤明确地可以看出系分两次砌筑。在紧靠石堤处发现了四尊铁牛、四个铁人、两座铁山、三个铁墩、六根铁柱。还发现一座四米见方的砖屋遗址,门坎向东,当是管理渡口之所在。发掘中还发现了唐开元通宝、宋天圣元宝、元丰元宝、金正隆元宝等十余枚铜钱。

铁牛之成也蒲津渡,败也蒲津渡。 

唐开元年间,随着蒲州一带经济的发展,蒲州城升为全国六大雄城之一,蒲津渡的交通地位显得更加重要。竹索连舟桥已与雄城蒲州极不适应,当时的兵部尚书向唐明皇上疏,陈述蒲津桥破败不堪、难承车马重负的窘况。唐明皇听后立即降旨,决定在蒲津渡重建新桥,并发动满朝文武出主意、想办法。经集思广益,造桥方案拿出:一是将连舟竹索改为铁索,二是加固石堤,三是铸铁牛为索桩。开元年间属盛唐时期,冶铁业发达,于是两岸数万民众奉命炼铁铸造,历经苦战后铁牛铸成。铁牛分别伏卧于黄河两岸,将铁索拴系于其身,连接舟船,建起黄河上第一座固定铁索桥。这里,两岸的铁牛,其实就是对拽铁索连接河桥的索桩。蒲津铁索桥第一次将黄河天堑变成通衢大道,从唐开元十二年到元朝初年桥被烧毁的500年间,蒲津桥一直是铁牛系铁索、铁索连舟船。桥被毁后蒲津渡一度荒废,但铁牛仍存。到了明朝,蒲津关发展成进出中原的重要关口,明代皇帝又先后四次利用铁牛建桥,历经百余年,直至清代因黄河逐渐向西改道,蒲津渡彻底废弃。铁牛20世纪40年代湮没。

蒲州古城

南依中条山,西临黄河,地处要冲,被视为兵家重地,历代王朝均在此建造蒲津桥。公元前541年,春秋时期秦公子针携带资财、车辆,前往黄河西岸晋国,用舟船连接建造浮桥,开在蒲津渡建蒲津桥之先河。到了战国时期,秦昭襄王为进攻韩、赵、魏,先后两次在蒲津渡口造桥。以后汉高祖刘邦定关中、汉武帝刘彻东征、隋文帝杨坚过黄河东进,均在蒲津渡连舟造桥。不过,这些桥都是临时性浮桥,没有桥墩,用竹索连接,寿命短,不安全。

蒲津桥的兴衰反映出我国古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的发展与变迁,也浓缩出我国古代桥梁的历史。尤其是那四尊铁牛,其内涵极为深刻,它所展示的炎黄子孙的功绩光昭日月、彪炳千秋,教育今人,启迪后人。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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